撰文、摄影：Clare Fieseler
降落在那里，就像是登陆了火星。
从飞机的车窗往下看去，黏土色的火山岩形成了足球场大小的火山口。机场附近的住宅都建得很低，一水的白色，外观也都差不多，酷似科幻小说里的太空殖民地。这座85平方公里大的海岛位于赤道以南，大约处在南美洲与非洲的正中间。岛上居住着800多人，多数都是英国或美国人。数百颗卫星瞄准着这些火山口，监听着美国的试验导弹、太空垃圾以及一些保密的东西。
我从军用飞机上走下来，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走出了美国空军的Wideawake机场。此刻的我，距离任何一片大陆都不止1600公里。很难想象，上个世纪的科学家们竟然选择在这里建造地球上第一个人造生态系统。
绿山上是天然无树的，曾经是监视过往船只的战略瞭望点。如今，浓密的外来树种挡住了视线。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地球上特立独行的地方
满目的岩石和耀眼的太阳夺走了我的所有感官。在与一二十位同伴等待盖章入关时，年长的英国游客Lyndon Smith手指着我肩膀上背着的三脚架，轻声地说：“她曾在这儿哭泣过。”他望向自己的妻子，“根本逃不过太阳的炙烤。你是要到外面去拍照？”我点了点头。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丑不忍睹”，从而把它钉上了耻辱柱，以致于大约200年后的今日，还有许多与Lyndon Smith一样的人重复着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从草木丰茂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途经这里，然后回到了英国。他在日志里哀叹道，这片被英国海军占据的不毛之地应该改造成“能生产的地方”。他说这里的地貌“一片焦土”、“完全没有树”。说真的，当年岛上真的没有一棵树。
如果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是查尔斯•达尔文眼中的伊甸园，那么，阿森松岛就是他眼中的炼狱。
达尔文给岛上炼狱般的岩石构造取了一些名字：恶魔的骑术学校、恶魔的灰坑、烂牙。斯人已逝，恶名长留。我在露天的中转区领了一份手绘驾驶地图，发现有6条路、44个火山峰、5个地貌的名字中仍然保留着“恶魔”这个字眼。
曾经，这座岛上只有一棵树，如今呢？
我走向散落着行李的水泥大厅时，眼角瞟到了一抹高达600多米的绿色。山峰与周围火星般的地貌对比鲜明，而这座人造的绿色山峰正是我要来的原因。我思索了好几个月：我们究竟能从这个地方学到什么？
尽管每年到这座山来参观的只有几千人，但它早已成为全世界“人造”或“新型”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山的名字也恰如其分：绿山。绿山上的物种全都是经过人工干预进行组合的，毫无历史参照，因此也是被人提及最多、争论最多的物种新组合范例之一。
如果我们真的想弄懂如何绿化火星，并在火星定居，那么，荒凉地貌中间的这座山顶森林，就是我们科研的起点。
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阿森松岛上成群的海鸟由于猫的入侵而大幅减少。2000年左右，猫被清除之后，美国空军Wideawake机场附近的乌燕鸥栖息地成了硕果仅存的鸟类栖息地。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一段尘封的全岛大试验
达尔文最先提出在阿森松岛上设计一个新环境的设想。不过，Joseph Hooker爵士，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年轻的植物学家付诸了实践。他实施了一项50年的试验，破坏了岛上的地貌与生态。暮年的Hooker在他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整个项目的后悔之情。他预测，试验产生的悲剧性影响可能会持续一个世纪。
Joseph Hooker爵士，改造阿森松岛的“总工程师”。
感谢THE MIRIAM AND IRA D. WALLACH DIVISION OF ART, NEW YORK PUBLIC LIBRARY供图
年轻时代的Hooker在与达尔文的手稿相伴而眠多年之后，急于在科学界留下自己的印记。19世纪中叶之前，他从英国皇家植物园、裘园里运了330种植物到绿山上。截至1870年，他又种下了5000多棵树。传闻称，种树之后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雨（这一点有争议，因为缺乏科考的气象测量手段）。
随着时间推移，绿山上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岛上的水文特征也变了。该项目早期的资助者英国皇家海军报告称，岛上的条件比之前更适合军队驻扎。所有一切都要归功于植物。
我去看了阿森松岛上著名的露塘（Dew Pond）。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Hooker种植的“采露水的树”已经在山顶上形成了一个小池塘，也是岛上第一个淡水水体。如今，竹林已经在池塘周围形成了一个12米高的“围墙”。微风吹过，竹叶婆娑，分外和谐。
池塘中还有一只塑料的仿真鳄鱼，露着半截身子，龇牙咧嘴。20世纪90年代，这条假鳄鱼是被人当成一个玩笑摆在水里的。很快，它就在驻军当中成了一个传说。他们是该把它移走呢？还是把它留下呢？最后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周围的人造生态系统该怎么处置，同样也是无解。
从池塘往下，沿着绿山的山脊漫步，我发现，周围丰茂的森林与“天然的”云雾林，跟哥斯达黎加的有着惊人相似。科学家认为，在阿森松岛山顶进行的生物学改造是史无前例的，于是，20世纪90年代，他们从科幻小说中借用了“地球化（terraforming）”这个词来形容这儿发生的一切。
最近才数码化的一些信件显示，Hooker当年的试验程度相当惊人。1863年，麻雀、苍头燕雀、红雀和另外几种非洲海滨鸟类抵达这座岛。1868年，岛上种植了橘子、柠檬、番荔枝、荔枝等果树。但，并非所有树都长得好，比如，橘子树就枯萎了。19世纪90年代，Hooker所种植的植物逐渐衰落，只有一些最适应的非本地植物活了下来。这些存活下来的非洲和美洲植物，在整个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人照料。
猴子岩公墓里埋葬着18、19世纪未能在阿森松岛上偏远而又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下幸存的婴儿与幼童。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这项试验终究成了历史上的一页。但是，21世纪初，随着围绕“新型生态系统”展开的新一批科学词汇诞生，这项试验又重新浮出了水面。人造的生态系统究竟有什么长期价值，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价值？这些生态系统又是如何运作的？
偶得一把通往未来的钥匙
随着人类移居火星的计划甚嚣尘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这座山上寻找答案。比如，2004年，进化生物学家David Wilkinson就用绿山证明了：极其缓慢的共同进化，对于复杂生态系统的自我构建并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时候，事物会发生得很快，很混乱，但也会相互融洽。
要使火星地球化，需要研究随机物种在陌生的新环境中的组合、竞争、协作。
新型生态系统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绿山的产生更加偶然。一位研究人员曾估计，城市与农场周围未开发的土地中，有35%将很快被这种新型生态系统所覆盖。
晨光照耀着绿山。该照片拍摄于艾略奥特山口（Elliot's Pass），镜头向南，朝着美国空军机场建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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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布朗大学的Dox Sax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在5个偏远的群岛和岛链上，植物多样性翻倍的原因在于偶然性的生物入侵。然而，本地动植物几乎没有灭绝现象产生。因此，Sax认为，绿山“处在我们未来几年将要讨论的问题的中心：与历史种群对立的新奇性、提供生态功能的非本地物种、保育目的未来走向。”
Sax认为，绿山上正在形成的进化关系，可能与“原始”地区的进化关系完全不同，而原始地区却是科学家们习惯于扎堆的地方。
美国田纳西大学的Dan Simberloff称，研究阿森松岛不仅能让我们了解火星，也能让我们学到绿化地球荒漠并养活更多人的方法。他和Sax一致认为，需要对新型生态系统进行更多研究。然而，他们两位都还没有到过阿森松岛。以非军事目的到这座岛的代价十分高昂。岛上的食宿还很有限。与每年有数百名生物学家到访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绿山上的科学家很罕见。
现实中的“火星”植物学家
Stedson Stroud并未受过8年级以上的教育，但他对阿森松岛上植物的了解却比任何人都多。他继承了Hooker爵士的衣钵。
Stroud总是把他的长卷发扎成马尾，手持一根拐杖。20世纪60年代初，他十几岁的时候便来到了这座岛。他见证了这座岛的沧桑变化。作为一名中国、非洲、印度劳工的后代，他还是一名“圣徒”，即出生在阿森松岛一个较大的姊妹岛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的人。
在非洲入侵草类覆盖的绿山之上，博物学家Stedson Stroud寻找着非本地的鸟类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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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当年他们第一次在这座岛上中继阿波罗号的无线电信号时，我就是守门人。我的工作就是保障整晚的咖啡供应。”他躲在厚厚的黑胡子后面笑着。
我们在皇家空军基地停车买了点零食和水。淡化水从喷水器中喷涌而出，柜台边上堆着巧克力条。绿山的果园和露天水塘根本满足不了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
Stroud开着帆布顶的吉普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吉普车的侧面喷涂的字样已然斑驳，但也可以看出字迹：保育部。空气变得越来越清冷。平均而言，绿山上的温度比下面居民居住的区域要低7℃。野羊和亮橘色的陆地蟹向着岸边奔去。
“羊看起来真瘦。”我说道。Stroud却说：“它们看起来比今年早些时候更健康一些。”Stroud不仅是绿山国家公园里唯一的巡逻员，也是岛上非正式的兽医。我突然发现这两个工种在阿森松岛上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阿森松岛上的居民Jeff与Carla Smith夫妇，在救了这只羊的命之后，便把它当宠物养着。他们会让侵入性动物远离岛上的敏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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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Stroud发现了一头孤零零的野生羊羔。他招募了两位岛民Carla和Jeff Smith夫妇来抚养这只羊羔。如今，这只名叫克洛伊的羊羔长大了，生活得很像一条狗。它在围栏院子里撒欢，从瓶子里喝过滤水，甚至会坐在宝马车的后排。克洛伊并不孤单。由于居民和侵入性动物都想在严苛的环境中一同存活下来，于是，当地兴起了一种收养野驴、野羊的风气。其实，这样对阿森松岛上独有的植物也是一件好事。
我跟着Stroud来到了Euphorbia origanoides的恢复区，这是一种小型的灌木，已处于灭绝边缘。虽然只有几公里远，但只有走路才能到。我们经过的海滩上，有许多小坑，都是海龟前一晚孵蛋后留下的。海水扬起四五米高，像喷泉一样，海边的岩石构造十分独特。在翠绿色的海浪下，我看到了好几只伸着头的海龟。
走过一公里多光秃秃的低洼地之后，我们走近了一个小围场。我看到地面上有几个轮胎大小的石头圈，像是心形。每个石头圈中间都有一个树桩，高度距离地面也就两三厘米。这些树桩就是Euphorbia origanoides曾经留下来的。围场能让这种植物躲开羊和兔子的啃食。
两只蓝脸鲣鸟面面相觑，背景就是白丘（White Hill）。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岛上非本地的羊，与非本地的植物一样，都在威胁着Stroud最关心的东西：岛上硕果仅存的特有植物。
Hooker及其同事们发现的10种植物，都是这座岛上独有的。如今，据认为，其中3种已经灭绝。在Hooker所种植物的排挤、牲畜的啃食下，剩下的7种植物也成了世界上最濒危的物种。“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Stroud说道。
阿森松岛上的再发现
我让Stroud带我去看了被他称作“一生挚爱”的地方和植物。我们跌跌撞撞走了半个小时，从长满一米多高非洲草类的陡峭海岸上滑了下去。
Stroud跑在前头，我和两名美国空军基地的兼职志愿者跟在后头，一身泥巴，还磕得到处酸痛。Stroud走到一块凸起的岩石顶上，递给我一根有点儿磨损的尼龙绳。我们拉着绳子跳到了一个岩架上。显然，羊肯定是跳不了这么远的。他指给我看几株很小的植物，像是四叶草那么大。那就是一度消失的阿森松岛凤尾蕨（Annogramma ascensionis）。
这块岩石，就是Stedson Stroud（图中人物）在2012年重新发现阿森松岛凤尾蕨的地方。从19世纪之后，人们就未曾再见过这种蕨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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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Stroud因在这个地点重新发现了最后3株阿森松岛凤尾蕨而登上了国际头条。此后，总共投入了大约100万美元，用于培育和再引入一个可繁殖的种群。
Stroud说：“这比找到金子还要好。”除了生物多样性的原因，该植物还有政治价值。
长期以来，绿山都是科学家们关于进化的争论焦点。历史爱好者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这座山与达尔文的历史纠葛，也可以看到地球化的结果。寻找灭绝的阿森松岛凤尾蕨，将关于新型生态系统的话题，变成了对保育和复兴的争论。
一群探险者在岛上搜寻本地植物。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Hooker和Stroud都是很有争议的植物学家。Hooker预言了阿森松岛特有蕨类的灭绝，并对此感到后悔，尽管他曾把这种蕨类看作岛屿演化的关键。Stroud管理着地球化的地貌，同时也引入了粗暴的管理项目来拯救现有的本地物种。他所参照的是南大西洋岛民们的文化价值观。
岛上有一种本地鸟类——阿森松岛军舰鸟（Ascension frigatebird）。在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经历了十年时间清除了岛上的野猫之后，才将这种鸟从灭绝边缘拯救回来。我问Stroud，他会不会支持对绿山也采取同样的手段，比如砍倒森林，而只关注本地植物的保护。
Stroud停顿了一下：“这一点上，我担心那样做的代价太大。我们需要关注共存共生。”
共生，而非保育
绿山的背阴面只有一户住所，那是一栋宏伟的水泥宅邸，专门给来自伦敦的岛屿行政长官居住的。我在岛上的最后一个周六，一对新婚夫妇借用门前修剪整齐的草坪举办了婚礼。我看到新郎从山顶收集了一些非本地的姜叶来做装饰。婚礼摄影师让一对新人站在阴凉处，背后以茂盛的森林作为背景。衣着明亮的儿童从几门200年历史的大炮上跳到狗牙草草坪上。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Silas "Jim" Reynolds正在研究阿森松岛上的野生动物。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Sax说：“过去十年里，我们对非本地植物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大大的变化。”
如今，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与我们周围的新型生态系统和平共处，并且更好地理解它们为我们提供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持反对意见。
我们如何才能协调传统的保护方式与我们周围的现实？在阿森松岛岛民的心目中，两者似乎并无矛盾。
“如果我打个响指就能让这座山回到最初的状态，我会这么做吗？多半不会。”阿森松岛遗产协会的Drew Avery说道。他说，许多岛民根本不知道绿山上被森林覆盖的地貌并非“天然的”（即人类到来之前的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砍倒绿山上的树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有些树能够拯救现有的本地物种，让它们免于被扩张的森林彻底破坏。
阿森松岛上总人口约800人，因此，婚礼很少见。图上，Tahirra Felton与Aaron Rogers在英国总督行政长官官邸前举行婚礼。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比如，Pteris adscensionis和Xiphopteris ascensionense这两种植物原本生长在地面，后来却在新型生态系统的庇护下繁茂起来。在杉树、白橄榄树的树枝上长着潮湿的、像海绵一样的苔藓，曾经在地面上生长了数千年的一小簇蕨类，如今在树枝上找到了新家。它们是不是也在适应、繁荣？要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Stroud已经把传统的保育方式调了个头，以促使蕨类在杉树树干上的生长。那些曾被认为有问题的树种，他却在更多地种植。这种策略不够正统，却显露出了希望，而且也是岛上“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2012年制定）的一部分。
多年来，Stroud一直都是岛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保育员。从2016年开始，又有10人成为了全职保育员。这支团队里有阿森松岛当地人Natasha Williams，也有年轻一代的Jolene Sim等人。Jolene Sim和Stroud一样，也是从圣赫勒拿岛到阿森松岛上来谋生的。他们对于圣赫勒拿岛上植物的传统知识，在阿森松岛上找到了一种迫切的新用途。
Jolene Sim是保育团队的副队长，她说：“我们从小在圣赫勒拿岛长大，适应了这些岛上的地貌，所以，在这些山崖行走攀爬都很自如。”2015年2月，他们的攀爬有了回报。
Sim和英国裘园皇家植物园的一名同事在一个岩架上发现了170棵新的孢子体（新生的蕨类植物）。此前，她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在温床中培育出来的7株蕨类植物放置在了那里。
绿山的坡上湿度和植被都很充足，学名Johngarthia lagostoma的陆地蟹就居住于此。这种蟹仅存在于南大西洋的四个岛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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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回忆道：“我们都很惊喜，压根没有想到当初的7株能取得这么大成功。”
这种再引入的植物恢复方式，比Stroud种树的方法更为传统。但这两种方式，都是岛上员工花了数年时间与岛外科学家们进行协同工作的大项目的一部分。
他们所做的都是“尽人事，听天命”，这种策略看上去对这个保育区有所帮助，毕竟，生态法则在这儿似乎也不怎么适用。
Sim和Stroud在薄雾缭绕的陡峭山崖上找到了这块岩架，把温床中培育的蕨类种在这里，试图让这个物种重新繁盛起来。保育部的员工通常都把这块岩石叫作“Stedson的岩架”。
已经年近70岁的Stroud说：“我很高兴能以我的名字命名。但是，说真的，以后等我不在了，Jolene或者其他人也会来继续为我们的本地植物奋斗。”
又是种树
我在阿森松岛上的最后一天，终日弥漫在绿山上的薄雾终于短暂地消失了。五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穿着便装与一名军士一同抵达。他们走过一条泥泞的小路，来到了一片围篱围住的区域，Stroud手拿着两把铁铲等在那里。为了庆祝军士的到来，Stroud邀请他种一棵纪念树，以示对他植树造林的支持。军士从盆中提起树苗，跪了下来。相机记下了这一刻。
与阿森松岛上其它山峰不同，绿山上似乎永远都盖着一朵云。
摄影：CLARE FIESELER, NATIONAL GEOGRAPHIC
对我而言，此情此景很奇怪。故意种下非本地的树种，像Hooker当年一样，让我们全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迷宫。这究竟是不是绿山或其它新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正确发展路径？
种完树之后，只剩下我和Stroud。迷雾又开始降临到了山顶上。
绿山已经成了科学家们眼中的隐喻，口中的谈资。保育主义者们拿它来探讨伦理。但是，却没有人来问问Stroud这位守护者，关于未来的保育方向，这个地方到底教会了他什么。于是，我问了他。
“如今，我正在扩张Hooker留下的‘捕雾’森林，好让这些蕨类继续生长。”他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肯定会被未来的子孙谴责。”
在返回吉普车的途中，Stroud捡起一些野生但非本地的树莓，递给了我。它们尝起来真是酸甜美味。
下山的途中，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如果你无法把一切挽救到原来的模样，那就拯救它们现在的模样吧。”
本报道受环境记者协会的环境新闻基金的资助。
作者后记：2016年5月，Stedson Stroud从保育部退休，然后回到了他出生的圣赫勒拿岛，继续寻找岛上消失的两种植物。Jolene Sim如今在领导着阿森松岛上的植物保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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